北京“最严民宿监管”下，城市民宿行业巨震

　　8月10日，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中提到，要对利用居住小区内的住房，按日或者小时收费，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也就是行业俗称的城市民宿进行严格的规范管理。

　　此征求意见稿被业内称作对城市民宿行业的“最严监管”。多位从业人士表示，如果按照目前公布的监管方式与力度，几乎没有一家个人创业型的城市民宿品牌能够通过监管要求，北京的城市民宿将面临“团灭”。

　　不过，也有很多从业者认为，对北京的城市民宿行业立规，是行业走向合法化的开始，一定历史阶段内的阵痛无法避免，行业终将走向更好，“团灭”之后将是绝地“翻盘”。

　　民宿一夜

　　8月9日，记者通过互联网平台预订了位于北京市建华南路6号院地杰长安驿小区的一家民宿并顺利入住。8月10日深夜，当记者再次进入小区入住时，被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外。

　　这位张姓物业工作人员对记者称：“你住的是违法日租房，就算现在我让你住进去，一会儿派出所的民警过来，也会把你赶出来，到时候你更麻烦。”

　　记者随即向该工作人员表示，民宿的住宿费用已经支付，且已是深夜近11点，能否住一晚再与民宿主商议后续的退房事宜。

　　该物业工作人员称：“你付过钱这件事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不让你进去是按照派出所的要求，房间在哪里订的你就上哪要钱。”他同时要求记者查看小区大门上张贴的一份告知。

　　该告知由建外派出所张贴，告知称，小区内的所有酒店都是非正规酒店，不建议消费者居住。

　　记者随后拨打了建外派出所的电话，办事民警对记者表示，没有合法民宿经营牌照的日租、时租房都是违法日租房，租住在违法日租房内，租客的安全和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物业禁止租客进入违法日租房的行为是正确的，租客与运营者之间的退款问题不属于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如果无法得到退款，租客应该寻求消费者协会的帮助或走法院流程。

　　在此期间，记者提出，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还留在民宿房间内，希望能回房间将贵重物品取回，张姓物业工作人员拒绝了这一要求，而办事民警则要求物业指派一位安保人员与记者一同取回物品后，再将记者带出小区。

　　由于无法入住，记者联系了民宿的运营者并说明了情况，该运营者表示，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可以退房的最后时间点，该房源今晚的空闲损失无法收回，退款问题很难协调。

　　在记者多次表达了事件的不可抗性并让运营者直接与物业工作人员对话后，运营者提出了解决方案，即让记者入住他管理的另一间民宿房源，他向记者承诺，另一间房源一定可以入住。

　　最终，记者去往民宿运营者提供的另一间房源，并顺利入住。

　　从禁止入住到换房的环节中，“民宿”这一产品，事实上丧失了作为合法商品的属性。

　　从物业的角度，租客是转了超过二手的“房东”，与该物业没有签订正式租赁合同，不属于被服务对象；从派出所的角度，没有经营牌照的民宿是不受官方认可的违法经营；从民宿主的角度，即使其运营的房源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也只能在政策边缘经营；对租客而言，原本简单的租赁交易行为，由于规则的缺失，成了复杂的民事案件与经济纠纷。

　　城市“灰色地带”

　　此前，北京的城市民宿一直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

　　温度民宿创始人李奋斗在北京有16个民宿，大部分房源都位于普通住宅小区内，这些城市民宿最大的痛点就是没有合法身份。

　　“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发放了一批城市民宿的合法经营牌照，发放对象以大型企业、国企背景品牌为主，在这之后，民宿主没有途径取得合法经营牌照了。”李奋斗称。

　　但他认为，现阶段，民宿完全能够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利用科技手段，达到消防、安防等各方面要求，“比如说，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就可以对租客进行身份确认，大门口安装摄像头允许公安实时调取，解决安防方面的担忧，保障民宿安全稳定其实已经没有技术壁垒了，如果从税收方面来讲，通过途家、美团、爱彼迎等平台，我们都是可以也愿意纳税的。”

　　然而，在缺乏合法经营牌照的情况下，城市民宿的定位极其尴尬，因疫情停工时间较长，也经常需要面临违法日租房的拷问。

　　李奋斗表示，如今的入住率还不到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入住的客人主要是商旅人士以及来北京看病的病患及家属群体，游客的比例接近零，而此时，北京在行业接近冰点的时期发布《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令包括他在内的大批民宿运营者感到困惑。

　　此次的征求意见稿被业内认为是“最严监管”，根据要求，城市民宿必须符合小区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决定，取得房屋业主的书面同意，并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依法办理房屋出租登记，如果小区没有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则需要取得本栋楼内其他业主的书面同意。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城市民宿经营者当面核实住宿者身份、发布短租信息互联网平台承担核实责任等各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

　　李奋斗表示，“除非是一整栋楼大家都做民宿或者办公，有相对一致的属性，或者是独栋、房东就可以代表整栋楼的业主，除此之外，广泛分布在普通小区里的民宿都无法符合监管标准，想在医院旁边短租有厨房房间的病患、家属，家庭出游的一家人，商务出游的团队，一大批刚需群体的需求可能就被抹去了。”

　　包括李奋斗在内的多个民宿运营者直言，如果完全按照此标准，北京绝大多数的城市民宿将从此由模棱两可的灰色彻底转为不合规的“黑色”。

　　“阵痛”之后

　　“作为平台我们非常理解很多民宿品牌主现在的担忧，一个规范出来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有市场震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大的趋势上来讲，国家希望这个行业有健康的发展，各地民宿的管理规范、管理条例层出不穷的出台，都是为了让行业能站在阳光下发展。”途家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李珍妮认为，行业走向规范的阵痛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以民宿行业发展先行一步的日本为例，2018年，日本发布了《日本民宿新法》，从法律层面为日本民宿的合法化“解禁”，而在新法发布前，日本政府征询了不下20稿的建议稿。

　　途家在日本民宿新法面向社会征询意见期间也参与其中，李珍妮表示，最早期的新法意见中，日本政府要求停止东京所有民宿的经营，因为日本政府认为东京城区主要是以商务为主，而且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中心，有很多国际会议举行，但在修订过程中，在开放运营时间、开放运营区域等各个方面都逐渐有了适合的规范细则，这使得新法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包括李珍妮在内的一批业内人士代表了行业内更偏向乐观的一面，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如果能够先立规后立法，为城市民宿真正走向合法化画出一个清晰的界线，为民宿主申请到合法运营牌照提供一个完整的路径，这无疑对全国民宿的合法化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一家国内民宿互联网平台的创始人对记者表示，“民宿行业通过很多年、很多代创业者的努力，完成了早期的市场教育，时至今日，从客户群体到平台再到民宿主，整个民宿行业已经是一个能够自洽的内循环生态，但问题在于，光有内循环是不够的，北京的新监管就是在打破民宿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舒适圈，让它能够进入阳光下合法合规发展的大循环。”

　　李珍妮则认为，行业从业者应该首先进行反思，监管终究来源于目前行业生态的不健康，如果单从平台交易量的角度来看，北京的城市民宿在每个民宿互联网平台上都占据了极高的成交量，“在途家，北京始终在成交量TOP10之内，甚至时常在TOP3，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每个平台都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要求，并针对意见稿给出相应的反馈，积极推动行业立规立法，让行业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证’，这是大家都希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