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盛福：在中国做管理实验

　　陈盛福(他喜欢别人叫他Frits)乘公务机从台北飞抵北京，随后有近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接受采访。接下来，他要与从美国飞来的妻子劳拉(Laura)和3个孩子会面，他们将在中国居住一个多月。

　　陈盛福是荷兰移民的后代，在西雅图长大，他把自己的全球化意识归功于父母的鼓励，他们还为他和妹妹灌输职业道德，以及杰出的成绩来自持之以恒的进取精神，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信念。小时候，他送过报。如今，他会讲5种语言，在我们两次交谈中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中文词汇。作为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和长跑爱好者，陈盛福参加过十几次马拉松长跑。他对他的品牌和家人充满热情和活力，而且非常愿意将功劳让给他人。比如，本次“中国的管理实验”——这是得到陈盛福首肯的一个词语——的主意，他就归功于妻子劳拉。

　　近些年来，全球化的公司在中国召开董事会会议以及其他管理层会议，已经变得非常流行。但喜达屋在中国开展管理实验还属首次，至少在我记忆中是首次。公司内部称这次演练为“高级领导团队在中国”(Senior Leadership Team in China)项目。

　　用一些数字，就可以轻松解释喜达屋为什么要在中国市场采取不同的办法。当我们在2011年2月交谈时，喜达屋在中国有70家酒店，还有80家酒店尚在建设中。4个月之后，这些数字就有了大幅增长，运营中的酒店达到75家，在建的新酒店为90家。中国是喜达屋集团的第二大市场，而且预计中的增长曲线更是令人心驰神往：未来三年内，喜达屋在世界各地修建的新酒店中，有1/3将落户中国。

　　对许多跨国公司来说，飞速的发展是在华经营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大多数公司并没有把它们最优秀的100位高级经理带到中国，并且培训学习一个多月。以下为6月17日在北京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对陈盛福的采访摘要：

　　记者：是否有股东对即将在中国开展的这项管理实验冷嘲热讽或者提出质疑?

　　陈盛福：恰恰相反。我的董事会非常喜欢这个想法，而且媒体对此感兴趣的程度也让我大吃一惊。无论公司内外，大家的反应都是非常积极的。有人问我这是不是公关噱头，我回答说，我可不会为一个公关噱头花上5周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我们在这里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想在中国的星巴克(Starbucks)里消磨一下时间的想法都不可能实现。

　　记者：除了频繁的短期商务访问外，这是你第三次在中国长期停留。你最早访问中国是在1986年和1988年，当时还是个背包客。

　　陈盛福：没错。我冷战时期在美国长大的经历，以及亲眼目睹尼克松的“乒乓外交”，让我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但在上世纪80年代我并未意识到，中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并且成为重要的市场。

　　那段时期我还访问过日本。当时，人们还在以崇拜的口吻谈论所谓的“日本世纪”。有些人去日本的目的，是去商学院进修，但我的目的之一是认识和了解这个重要的市场。与之相比，我访问中国完全是出于对它的迷恋和好奇，因为它才刚刚对外开放。包括我在内，没有人预见到中国在近25年里会发生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的变化。

　　1988年那次中国之旅，我唯一没有到过的就是西藏，但这一次我会携家人一同前往。现在，我们在西藏有两家酒店，瑞吉(St. Regis)和四星级的喜来登(Sheraton)。

　　记者：这么说来，其实你在中国游历的地方比大多数中国人还多。你曾在迪士尼(Disney)、耐克(Nike)和康圣公司(Coors)担任过领导职务，但2007年执掌喜达屋酒店集团才是你理想的职业转职点。请问你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管理实验呢?